来源：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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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整个2022年，互联网大厂都在反复提到“降本增效”。然而，到了年底复盘时，很多人却在疑惑，到底降的什么本，增的什么效？大厂人也在思考，如何找回工作的意义？

作者|赵若慈

编辑 |刘杨

最近，某互联网大厂的营销设计师林夏在参加“打卡刷工时大赛”。

这件事起源于前几天的一次小会议，领导突然说这次绩效看工时排序，末尾的人直接低绩效。“这种潜规则咱也不是不知道，只是平常没上心，当它被 *** 裸地摆在台面上，我还是极为震惊：原来这种事是可以明说的啊！”林夏表示。

这几天，林夏兢兢业业每天刷14个小时工时。某天晚上11点，林夏发现隔壁开发大哥也没走，翘着二郎腿打王者，他们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

耶鲁大学副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给这种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下了一个定义：“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工作，连其从事者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虽然他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有意义。”

岁末年终，不少大厂打工人在忙着做总结时，也在思考：“这一年，我完成的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有多少？我又花了多少时间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上？”

从近期互联网公司的掌门人的发言中，同样可以听出类似的焦虑。刘强东批评部分高管“花里胡哨的故事讲太多”，马化腾一针见血指出各大事业群的问题，李彦宏则表示“马化腾谈的问题，百度都有”。

当“内卷”“996”成为大厂打工人交流的高频词时，有人发现，工作的意义正在变得模糊，也有人开始行动，试图找回工作的意义。

我对公司到底有没有用？

不少大厂人经历了七八轮面试才得到岗位。拿到offer的一瞬间，很多人都以为是自己被录取是因为“有用”，真正工作之后，有人发现，很多时候都在“假装自己有用，假装这个岗有用”。

2022年是林夏工作的第10年。现在所在的这家互联网公司，是她工作经历中的第三家大厂。林夏对工作的感知逐渐从“项目流程完整”“体验感很好”变成了“非常糟糕”。

实际工作中，林夏的日常是每天花30%的时间跟各种角色开会，50%的时间在做PPT和报告文档，真正出设计方案的时间只有20%。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要被拉去开会。”林夏感慨道。“通常会议的质量和人数是成反比的，参会的人越多，能听到的真实信息越少，但更令人生畏的是参会者之间的利益纠葛。每表达一个意见前，总需要反复思量这句话有没有动到别人的蛋糕，需要小心翼翼、仔细推敲、审时度势。”

开会之后，还需要煞有其事地做会议记录。除此之外，在林夏眼里，日常的文档、项目规划书、周报、月报，都没有意义。“追求完美”是大厂的行事准则，林夏写文档时用错一个标点符号，都可能被领导劈头盖脸一顿骂。

被骂事小，冗杂的工作流程更加令人厌烦。林夏说：“原本做一个界面可能一天就做完了，但在厂里需要先花一两周做竞品分析，在行业中同类型的竞品要全列出来，提炼出共性个性。重点是，项目基本不需要创新，其实就是互相‘抄’一下。”

曾经在某大厂做了两年产品经理的晨晨，在工作中也有着类似的体验。

她告诉《豹变》：“其实用户的需求基本被满足的七七八八了。市面上已经有了数不尽的产品，而每一个细分赛道上也基本都有比较好的东西存在了。这导致很多时候需求并不来源于用户，实际上来源于一拍脑袋就决定的领导。”

晨晨用“虚幻”这个词来形容领导的需求，“要靠自己猜，比如有一次领导看了我的方案之后，却只注意到了某个按钮的颜色，说‘你这个颜色设计得不够性感’。也没有具体告诉我哪里不好、怎么改，我只能靠自己琢磨到底什么是‘性感的颜色’。”

而这样行事的结果就是，员工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领导想要的东西，改了N个方案、加了无数的班，最后依旧落不了地。可能只会换来领导一句：“再仔细想想，要不你试试另一个方向呢？”

“全新的方向又得出全新的方案，而你只能照旧加着班。之前的活像个笑话，无奈的是，现在的活也不一定就不是笑话。”晨晨感慨。

做运营的鲁一，在大学实习期间就进到了腾讯，2019年开始她在阿里的之一份正式工作，后来跳槽到了字节。有时候，她也感到同样的无奈：“领导们都不考虑自己的产品适不适合这个活动、能不能做起来，埋头就是做。即使数据已经非常不好了，也要花大量人力物力去推进。甚至每个月花大几十万、一百万做市场调查，却很少真正地研究产品。”

晨晨、鲁一和林夏，尽管她们在不同的公司担任着不同的岗位，却都在做着类似的事情：满足老板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想法。

《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里提到，当婴儿随机动了一下胳膊，他手上拿的铅笔就动了，当他发现是自己让铅笔动起来的时候，会异常开心。这证明人类之所以觉得自己是自主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觉得自己可以按照可预测的方式对世界和他人产生影响。

反过来，这也许正是很多人在大厂中工作的时候，产生的强烈的“螺丝钉”感的来源：我所做的事情，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当工作开始失去目标

实际上，不少大厂打工人的痛苦不仅来源于意义感和目标感的缺失，还包括对工作的怀疑，而这种怀疑让他们失去了工作目标。

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员工自己都不认为正在做的事情是有利的。

林夏告诉《豹变》：“公司的很多事情都是以赚钱为导向。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想着怎么帮公司赚钱，每天就是琢磨怎么把某个优惠标签设计得显眼一点、如何突出这个商品在‘打折’，基本上没什么创新，都是为了赚用户的钱。”

尽管接触的是不同领域的不同产品，晨晨也有类似的体验。她负责过一个类似于抽奖活动的项目，她表示：“很多模型都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比如一些奖品的摆放位置、大小等，包括界面上滚动的‘恭喜手机号XXX的用户抽中了XXX’，实际上都是后台在操控，为了营造出一种很多人参与的假象。”晨晨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项目，但无奈的是，这是她必须完成的工作。

鲁一的感受更为明显，她直言：“领导们根本不会在意你的内容好不好，他们只关注你的数据效果。但他们定义的‘科学’不一定是真的科学。”

很长一段时间里，鲁一都在花时间去扭转自己的思维、融入公司的气场，但“痛苦”是直接的感受。

鲁一分享了自己曾经负责的一个项目：“之前leader灵感乍现，让我去做对接落实某个项目。当我和客户完成对接之后，对方还是很乐观的。但是等到真正开始做，我们这边一会儿政策不允许，一会儿这个功能没开发，所有的东西都是0，只剩下一个‘大饼’。”

最终，这个项目的结果是跟进了4个月进度为零，同时也让客户的期待落了空。

“之前会想自己哪里没做好，但有时候又找不到问题，所以整个人会非常颓，进入到怀疑自己的状态中。但实际上，一个项目可能需要不同的部门、所有人一起出力，并不是我自己能够决定的。”鲁一表示。

付出了大量时间精力，但却很难见到产出，鲁一也曾试着去理解和接受这样的工作方式，但长时间的压抑和虚无，让她出现了抑郁的苗头。“身体重要还是钱重要？”当这个问题出现在脑海里的时候，鲁一选择了主动离开。

“想找一个踏踏实实、能待下去，并且能让自己开心、发挥自己能力的工作。”抱着这个想法，鲁一在2022年9月入职了北京一家艺术馆做宣传策划工作。

“在互联网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无力感，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但是数据经常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但现在，虽然做展览也很累，甲方会有很多意见，一步一步改来改去也很崩溃。但当展览真的办起来了，那个成就感是巨大的，并且在现场能够直接收到很多正向的反馈。”鲁一告诉《豹变》。

“这个世界上是有人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的，那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2022年8月，晨晨也选择了主动离开大厂。

晨晨认为，在找到喜欢的工作之前，需要先探索清楚“自我”。最近半年，晨晨捡起自己的编导技能，在社交平台上更新着自己的裸辞体验，重新进入舞室，带着朋友们跳舞，甚至拿起话筒，走上脱口秀的舞台，去感受观众最及时的“笑声反馈”。

在大厂工作了10年的林夏最近也在计划离职，她打算花半年的时间提前规划好离职后的生活，“给身体和精神排毒”是她离开大厂后最想做的事。

大厂降的什么本？增的什么效？

回顾过去，在互联网发展更好的那几年，创新产品层出不穷，各个业务高速增长。顶峰过后，大环境遇冷，互联网公司开始下行，盲目扩张时埋下的顽疾显露无疑。当增长遇到瓶颈，如何突破确实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最近一年，“降本增效”是整个互联网行业反反复复提到的词，省钱、求稳似乎成为很多互联网大厂2022年的终极目标。

但一年过去，可能很多人还在疑惑，大厂们到底降的什么本？增的什么效？

晨晨告诉《豹变》：“最开始到大厦上班的时候，觉得好奢华啊，厕所不光干干净净，连棉签、皮筋都在一个小盒子里，整整齐齐。2022年的某个时候突然发现，皮筋、棉签都没了，只剩空盒子了。”

“降本”的效果显而易见，那么增效呢？

“各个部门都想要增效，于是就会做很多提效工具，比如说一些开发技术的插件、需求管理平台等。然而，打磨出一个好用的东西，可能要花很长时间，但很多人只是为了向上级汇报他做了这么一个事情，做个PPT，搭一个从0到1的架子，忽悠一下领导。缺少体验、反馈、不断打磨这些环节，这个工具可能超级难用，但领导却觉得既然做了为什么不用呢？这就导致大家被逼着用这些所谓的‘提效’工具，但效率并没有提高。”林夏告诉《豹变》。

林夏提到的，是大厂员工正在埋头苦做的那些工具，但实际上，即使是已经非常成熟的工具，有时候也不一定会提升效率。

比如飞书有一个功能，是新入群的员工可以查看本群以往的群消息。这个功能的存在本身是为了减少沟通成本，但在实际操作中，似乎变了味儿。

鲁一告诉《豹变》：“有的时候可能上一层的人把项目聊的差不多了，最后莫名其妙突然把你拉进群，不会告诉你怎么回事，只会说‘你来盯一下’。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件事的始末，就要从头翻几千条群消息。”

鲁一记得，有一次她遇到一个问题，原本一句话就能解决，对方却告诉她：“你去翻去年7月的群消息”。

“一天就能解决的事儿，硬是能拖半个月，沟通成本太高了。”鲁一说。

这并不是大厂中“偶然”出现的现象，最近互联网高层们的发言，直接将焦虑和不满写在了脸上，话里话外透露出各家公司的“顽疾”。

2022年11月，刘强东在京东经营管理培训会上，痛批零售业务高管偏离经营战略的核心，并直言“拿PPT和假大空词汇忽悠自己的人就是骗子”。

随后，12月15日，马化腾也在内部会议上直指各部门的问题：PCG被友商带偏方向，盲目做简单的跟随，做出来的东西差强人意；CSIG过去三年做了很多冲量的事情，追求做前端集成、追求大数字营收，但经常被市场份额和舆论裹挟；IEG以前说游戏有一部分也是买量的事情，但以后“不想再听买量的故事”。

今年1月1日，蔚来创始人李斌发布全员信，细数公司成立以来的八大问题，其中包括内部沟通效率不佳、数字管理系统不能支持业务新需求、面对供应链危机反应滞后等。

1月3日，媒体报道了李彦宏此前的内部直播内容，他直言“腾讯的问题，何止是百度有，可以说是整个互联网都存在”。

格雷伯书中所说的“狗屁工作”，实际上并不是批判一切工作，而是社会并不需要的那些泡沫化分工。互联网大厂们正是如此，过去几年迅速扩张，业务、团队越来越臃肿，组织架构也需要重新梳理。

也许，大厂们缺乏的并不是“打法、抓手、基建、生态”，而是需要想一想，当员工们都在思考自己的“价值”时，大厂们满足的到底是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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